肺癌的侵袭和转移是患者治疗失败和死亡的主要原因，而新生血管的生成是肺癌侵袭和转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（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, VEGF）及其受体2（Kinase domaincontaining receptor , KDR/VEGFR2/Flk1）在促进内皮细胞的分裂与增殖，促进血管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。许多肿瘤及其血管内皮细胞均有KDR表达升高，KDR表达水平与血管内皮细胞的更新速度呈正相关。
本研究应用原位分子杂交技术检测非小细胞肺癌（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, NSCLC）中KDR mRNA的表达，应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微血管密度（Microvascular density, MVD）的表达，试图探讨KDR mRNA的表达对MVD的影响,以及KDR mRNA 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，以探测KDR的作用机制，为NSCLC的抗血管生成治疗提供理论依据。
肿瘤的血管新生成是一个包括血管内皮溶解，内皮细胞增殖和迁移及血管腔形成的复杂过程，并且是由促进和抑制血管生成的正负相关因子共同调控的复杂过程。在生理状况下，正负因子处于平衡状态。而肿瘤在其生长、演进过程中分泌促血管生成的相关因子，将平衡打破，诱导血管新生。肿瘤血管生成过程中VEGF及其受体KDR起重要作用。KDR与VEGF的亲和力为Kd752770Pm,具有明显的化学趋化作用和促分裂活性，而Flt1缺乏此活性[2..3]。人在胚胎和出生时的脑血管也可有KDR表达，但成年后明显减少。VEGF基因显性阴性研究表明KDR与血管岛、血管形成和造血有关，提示KDR是血管生成的主要调控因子[4]。VEGF具有强烈的诱导血管内皮细胞表达其受体的作用，VEGF及其受体通过自分泌或旁分泌途径，联合调控内皮细胞分化与血管形成。由于实体瘤的生长与转移对血管新生的依赖性，VEGF及其受体已成为近年来抗治疗血管生成的重要研究靶点。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NSCLC中MVD和KDR mRNA表达明显高于肺良性瘤样病变（P＜0.05），MVD随KDR表达增强而增多，两者呈正相关，与Koukourakis等 报道一致。提示在NSCLC中存在着活跃的血管生成，KDR作为VEGF的的最重要的功能受体，KDR在介导肿瘤血管新生方面起重要的作用。
KDR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肿瘤患者预后的关系，目前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，Delmotte等[6]进行的meta分析发现，VEGF可以作为预测NSCLC患者的预后指标，而KDR作为NSCLC患者的预后指标的证据不足，但Decaussin等[7]的研究表明，KDR mRNA的表达水平与肺癌组织中的血管生成呈正相关，而与NSCLC患者的生存期呈负相关。Harada等认为KDR可以作为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指标。本研究发现，KDR mRNA表达水平与NSCLC患者的生存期呈负相关，且可以作为预测NSCLC的预后指标。
综上所述，肺癌组织中KDR mRNA表达明显高于良性病变组织，且与肺癌大小、淋巴结转移状况和PTNM分期呈正相关(P＜0.01） ，而与癌细胞分化程度呈负相关。KDR mRNA阳性表达组的5年生存率显著低于阴性表达组，从而提示KDR参与了肺癌的发生发展与肺癌的恶性程度密切相关，可以作为肺癌生物学行为的一项评估指标。而且KDR mRNA的表达阳性者较KDR mRNA表达阴性者的MVD数目显著增加，提示KDR可能成为NSCLC的一个潜在的抗血管治疗的靶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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