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南方都市报》2006年4月27日报导一癌症女子为夫征婚，想找个好人同他撑起这个家，我不禁为这种惊天地，泣鬼神的爱情所感动。在当今这种物质繁华、诱惑无限的社会中，能够如此质朴的保存人类这一珍贵的感情特质，实在困难。我也同情他们如此艰难的经济困境，请大家看： 　　“她告诉记者，她现在有2个女儿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，婆婆去年8月因患有患肾衰竭治疗至今，已经欠下了多达8万多月的债务。再加上去年山体滑坡，房屋修补又花费了一万元，70岁的公公也因为腿脚不好早就失去了劳动力。丈夫是家里的独生子，也是家中现在唯一的劳动力，在南岗陶泥厂做工每天工资只有26元，要养7口人又要治病实在是困难。” 　　“丈夫背着她把房子偷偷抵压给当地的银行贷了一万元钱，除去二人的路费和生活费用，已经所剩无几了。” 　　如此艰难的家庭经济状况，怎样支持这么繁重的医疗费用以维持病人的生命？我赞赏病人所在的医院能够接纳如此病重，并且几乎没有能力来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。 　　虽然医院是一个国家的服务机构，本质上属于非营利机构，但是，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市场化的今天，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医院，政府也没有绝对的资力来经营医院，因此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医院面临着自生自灭的处境，医院要自己营利以维持自身的生存。因此，医院接纳了这样的低支付能力的病人，本身就冒着很大的经济风险。这种风险源于国家的医疗体制改革中的错误的思维模式，国家并没有花大部分资金来解决贫困阶层的医疗保险问题，而是本着先富后穷的原则，把80％的资源分配给20％的富于阶层，这是不公平的。 　　因此，更深一个问题便出现了，国家应该怎样公平地进行合理的、公平的资源再分配呢？ 　　从公平的角度出发，过去若干年的医疗体制改革可以说是失败的。因为，国家的医疗体制改革是向城镇倾倒的，向富裕阶层倾倒的，是帮富而不救贫的。２００３年进行的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户籍人口中，最低收入组的城市居民仅有１２．２％享有社会医疗保险，城镇居民中有４４％的人口是没有任何保险，恐怕绝大多数集中于这一最低收入组；而最高收入组中有７０．３％享有社会医疗保险。这还没有计算涌入城镇的上亿农民。加上留在农村的人口，全国还有１０多亿人口被挡在了医疗保险的大门之外，因而也就不能分享政府一丝一毫的医疗福利。 　　根据有关部门透露出来的信息，在未来的几年里，我国的医疗保险改革将按照先城镇后农村、先经济发达地区后经济落后地区、先正规就业人群后非正规就业人群，再次非就业人群的梯次方式推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落后地区、非正规就业人群他们的医疗救济谁来负担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国家是不公平的，难道富人就应该首先得到帮助？这是基于那些逻辑的？当然，我们得考虑国家的支付能力，毕竟中国有13亿人口，仍然是经济不发达国家。但是，国家应该去帮救那些跟需要得到帮助的人群，而非套用传统的改革开放最初期的思维模式――先照顾发达地区，在照顾落后地区。或许在发展经济中，这是行得通的，但是在对国家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时候，本人认为，恰恰需要反过来，先帮救落后人群，再帮助富裕人群，这才是公平之举。 　　或许有另外的解决方法――寻求相关NGO的资源补给。 　　国家在征收各种税收以增加国库收入时，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。而程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，程序不能控制人的同情心。亚当·斯密在他的《道德情操论》中阐述，每个人都有同情心，这种同情心的力量是强大的。社会应该鼓励建立医疗救济基金会等各种救济性质的民间组织，然后通过这些组织以非正式的手段向企业筹款、向企业家筹款、向国民筹款等等，以此来集中通过国家法定程序无法集中的社会资源，再将这些资源分配给需要帮救的人群，这是另外一种社会资源在分配的形式。 　　总之，国家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时候，应该本着将资源分给最需要救济的人群，而非套用传统的思维定势。社会应当发挥其整合的功能，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资源的集中和分配。当然，作为病人倚靠着的医院，应当承担部分的义务，这种义务可以是财力的、物力的和人力的，毕竟医院并不是完全的市场主体，而是一个国家的医疗服务机构，是救死扶伤的机构。只有通过这些举措，才能减少医院的所承担的经济风险。 (编辑:詹庆鹏)